**研究问题**：参与式自治（participatory self-governance）——民主社会的核心特征——是否能够培育普遍化的合作规范？这种效应能否在制度趋同后持续数百年？其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尽管从边沁、密尔到普特南等思想家均假设自治通过协商与妥协塑造公民的合作价值观，但因果识别一直面临三大挑战：合作规范难以从信念、声誉和重复互动等混淆因素中分离；自治与规范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追踪长期持续效应需要跨越数百年的数据。

**方法与数据**：本文利用瑞士中世纪的一个自然实验进行因果识别。1218 年，统治瑞士部分地区的策林根（Zaehringen）公爵家族因继承人意外死亡而绝嗣，其帝国封地被神圣罗马皇帝授予自治权，而其他贵族统治地区继续维持封建制度长达 600 年，直至 1803 年拿破仑改革才获得自治。这一长达约 600 年的自治时间落差构成了准实验变异。本文综合运用（1）在线公共物品博弈实验（262 名受访者，174 个市镇），采用策略方法（strategy method）排除信念的混淆效应，以斯皮尔曼相关系数度量条件合作倾向；（2）世界价值观调查和瑞士家庭面板的问卷调查；（3）1866–2022 年覆盖 150 余年的全民公投行政数据；（4）追踪家族姓氏迁徙的独特历史迁移数据。

**核心发现**：历史自治市镇的居民条件合作倾向是非自治市镇居民的两倍（OLS 系数 0.439，IV 系数 0.521），合作者占比高出 34 个百分点。这一效应在慈善捐赠（高 200 瑞士法郎/年）、社团参与（高 24 个百分点）、环境保护（高 46 个百分点）等亲社会行为中一致存在。150 余年的公投数据显示，历史自治地区投票率持续高出 2.5–5 个百分点，且在女性选举权、少数族裔公民权等包容性议题上支持率更高。

**机制**：排除经济繁荣、教育、贸易和旧瑞士邦联等竞争性解释后，本文确认为三条相互强化的路径：（1）文化传递——流行病学分析显示，即使移居至同一州，出生地有历史自治经历的瑞士移民条件合作倾向显著更高；（2）低历史迁移——基于家族姓氏追踪构造的 19 世纪迁移率数据表明历史迁移率较低，为文化传递提供了人口基础；（3）正反馈循环——历史自治市镇迄今仍举行两倍多的全民公投，居民持有更强的民主态度和支持，表明自治制度与合作规范相互强化。

**政策含义**：民主制度的持续实践能够通过文化传递内化公民的合作价值观，这对发展中国家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仅引入民主选举形式可能不足，需长期持续的参与式治理才能塑造合作文化。此外，政治制度变迁的"文化滞后"现象提示制度改革需考虑文化演化的渐进性，制度趋同之后文化差异可能仍会持续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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