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问题**: 高污染日劳动者是否会通过减少工作时间来规避空气污染暴露？这一避险行为是否存在收入维度的不平等？污染对各收入群体劳动供给的动态影响有何差异？

**方法与数据**: 本文利用墨西哥城都市区2005—2016年的高粒度数据，将地面监测站逐小时PM2.5读数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空气质量阈值（AQG及IT1—IT3）匹配，构建局部地区的污染峰值指标；同时使用全国职业与就业调查（ENOE）的滚动面板数据，获取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长、收入、就业类型等个体信息。估计策略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控制城市、周、星期几固定效应及天气变量），并以风速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

**核心发现**: PM2.5与当日劳动供给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非线性关系——劳动者仅在极端污染水平（超过WHO IT1阈值）时才显著减少劳动供给，而常规污染超标日无明显反应。极端污染日平均减少约7.5%的工作时长，折合约63.5万人日的劳动损失。劳动者在随后数日部分补偿所损失的工时（约补偿76%）。收入异质性极为显著：高收入群体（收入前10%）减少劳动供给的幅度比低收入群体（收入后10%）高出约61%（分别为约31分钟和12分钟），在污染高发季节这一差距进一步扩大（分别为约100分钟和48分钟）。这一收入梯度在控制工作类型、正规性、自雇状态和性别后依然稳健。

**机制分析**: 通过分析连续高污染日的劳动供给动态，本文提供了避险行为（而非短期健康损害）的证据——劳动者在连续污染日后逐渐恢复工作，低收入劳动者恢复更快。排除性分析表明，户外工作、消费需求波动、公共部门关闭、官方污染警报等渠道不能解释主要发现。性别差异存在但远小于收入差异。

**政策含义**: （1）政策应聚焦于降低颗粒物污染峰值而非均值；（2）收入约束是阻碍低收入劳动者规避污染暴露的关键机制，即使医疗可及性均等，通过劳动供给渠道也会产生健康不平等；（3）低收入劳动者缺乏带薪病假等制度保护，社会政策可支持其在污染日减少劳动供给而不遭受收入骤降；（4）面对污染加剧，劳动者的避险性劳动调整存在上限，适应性行为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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